净宗学院(出家或做和尚要不要进行审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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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01-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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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净宗学院,出家或做和尚要不要进行审批?
前些年,各种因缘凑巧,曾混迹佛教圈多年,耳闻目睹了不少新鲜事或怪现状,甚至有一些是“内幕级”的,不妨开诚布公谈谈感想。
“僧人也喝酒吃肉、开豪车用好手机”的争议始终不断在当下,真要出家,是不难的,又是极难的。这不是卖关子,而是实情。不难的是,要求着实不高,甚至相当于没要求,网上什么“出家需要本科毕业”之类,或者有意耸动视听,或者属于外行人不经之谈,委实都没必要理会。
就现在的实际情况而言,要正式剃度出家,条件大体来讲,其实就是4项:没有犯罪记录(属于政府要求)、身体没有残缺(戒律要求,因为出家人是“人天师范”,残疾会影响形象)、年龄低于60岁左右(防止老来混吃等X)、家人同意开个证明(不能破坏家庭和谐),就可以到任何寺庙去请求出家。佛教宗旨在“大开方便之门”、“众生平等”,对于有心人不会有意为难。比如国内寺庙,你若去住上一段,会发现总有老年人、残疾人等常住,他们或许没有落发出家,但同样可以在寺修行,只不过身份是“居士”罢了。
所以,出家表面上有要求,实际上一般人都能满足。寺主若看你“有缘”,以上条件还能放宽,比如有些年轻人出家,家长是死活都不同意的,“同意书”之类往往也可以忽视——2014年前后我参与某禅文化活动,事后有4位大学生先后出家,听说其中两位就没有得到家人许可。这个难题,一般都是靠“拖”字解决的——你在寺庙呆个几年,一般家长也就死心默认了。很多和尚在这方面都是“过来人”,其实早已预知事态的发展。
寺庙,理论上是四众弟子修学的“选佛场”,出家当然也有所谓“审核”制度。一方面,和尚也是社会公民,也有户籍所在地给发的身份证,这个和我们没有差别;但另一方面,出家人与我等大众不同在,他还有一套身份证,是为“度谍”,是作为僧人的身份证件。他们正式出家时,也需要有当地佛教部门登记注册,一切都有案可寻。有朋友说,寺庙有可能成为藏污纳垢之所,比如时常看到报道有杀人犯隐姓埋名当上主持之类,其实那都是“历史遗留”问题,最近一二十年这类丑闻基本绝迹了。
“昔日杀人犯,今日净慈寺监院”的新闻为什么?不说寺庙进出也都有当地公安部门过问了,更因为拜科技发达所赐,什么人脸认证日新月异,如今有案底之人想要重施故技跑到寺庙洗白,再无可能的了。
出家之难,不是难在条件,而是难在诚心。一句话就是,不是你想出家了,跑到寺庙跪地哭求一番,就能穿上那顶袈裟的。这种戏剧性的情节,也只能在影视剧上瞧瞧热闹。
就一般程序来讲,你若诚心出家,到了寺庙之后,得当一年左右的“行者”。好听点,是《水浒传》所谓的“不落发的修行头陀”,说实际点就是打杂的。这个机制是很先进的,有点类似如今商业公司入职前的“实习”或“考察期”,兼有培训之意。反正,在这期间,全寺上下几乎所有最脏、最累、最重的活,都会随时吩咐你去干,而且几乎所有眼睛都会暗中观察你,盯着你。
行者,是整个寺庙中,身份最卑微的那个学徒。你得适应寺庙起早贪黑的作息(一般凌晨4:30分起,晚21:00熄灯);你得从早到晚干各种活,洒扫、清厕、做饭、端茶递水;晚上仅有的一点空闲,你得到处请教、模仿,快速学会各种规章制度、佛教礼仪、修行法则,使劲背诵各类经文等等,甚至还得卑躬屈膝。
“出坡”为什么,因为佛教讲“忍辱波罗蜜”,严格的僧人会故意为难你、打骂你、羞辱你,看你耐力如何、根性如何,这也是一种考验。我听说,过去虚云大师的弟子佛源和尚,在执掌广东云门寺时,往往看到“行者”就是闷头一棍,打得你鲜血直流,或者破口辱骂刺刺不休,不理解的赶紧丢盔弃甲逃回家,懂其深意的就会晓得这其实就是佛家所谓的“当头棒喝”。这些年我到任何寺庙去,所见到的“行者”,无一不是灰头土脸风尘仆仆之状。
如此,辛苦做行者一年,通过各种有形无形的考验之后,住持及常住法师等人若认为你是合格的人选,就能挑个好时辰剃度出家成为“沙弥”,算是“准和尚”了。再接受一年考察通过后,就会受派到大寺受戒成为比丘或比丘尼。给你剃度的,是你的恩师;为你授戒的,也是你的恩师。
至此,等到受戒完毕,你才算是真正出家了,是标准的和尚了。前后算起来,单单“考察期”,就是两年。这个过程其实非常不容易。
总之,你我要出家当和尚,吃不了苦是不行的,没有那份根器也是不行的。这就是“与佛无缘”。
只是说,大寺与小寺,在出家难度上会有所区别吧。寺庙也是学习场所,大寺名寺相当俗世大学的985或211,一切都相对完善,制度也严格很多,坦白说更从来都不缺人,要求自然就多点,是宁缺毋滥的态度。这既是一种考察,也是一种历练:锻炼你心性、磨炼你性格、增强你毅力,提升你智慧。
而小寺庙,同道缺乏、生活清苦、修习涣散,出家人也多不愿意去,往往全部人员只是一两位和尚,我住所附近那座古刹就是如此。他们本身就亟需人手,出家手续\程序上往往就松散很多了。我记得2015年某个夏天,陪同一位台湾年轻法师,游访江西一处名山,途径一座小寺庙,蹭吃完饭出去洗碗间隙,该主持竟然拉住我偷偷询问,能否让同行法师留下来。
而在名寺大寺,常住寺庙三四年,还没被同意剃度的,比比皆是。能出家,对有坚定信仰者来说,无疑也是人生一桩大事,是非常郑重且虔诚的。犹忆2015年暑假,我到湖北某名刹小住,隔壁一位从安徽远道而来志在出家的汉子,在此间当行者三四月了,每晚忙余都还乐此不疲地各种请教,如何穿袈裟、如何诵经文等等,那种专心致志之状也是很让人动容的。
外间对和尚总有误解,甚至心存轻视,认为都是好吃懒做闲汉,未免太隔膜了。尤其是当下佛教界,80后、90后出家者,多数都是大学毕业生,更不乏清华北大复旦出身的,委实卧虎藏龙人才济济,气象早非明清时代颓败的佛教僧人可比。他们这些人,不是在社会上“混不开”彻底佛系,也不是感情受挫之类狗血剧情所致,而是真诚发心而来。
至于说,你若非要盘根究底到底缘何“想不开”,只怕连当事人自己都说不清。人是很奇特的,一旦涉及信仰层面,往往都真的是“不可说”。佛门经典《金刚经》里,连“如来所说法”,都是“皆不可取、不可说”,夫复何言?只能说,若知因缘不言自知,若不知因缘百释不解,很唯心主义就是了。
至于出家人的“生活费和开销”问题,内外往往陷入两种极端:出家人是动辄“哭穷”,唯恐误会;而俗世中人每见和尚肥头大耳,出入小轿车人手一部iPhone,总疑心他们个个腰缠万贯礼佛不诚,乃至谤憎心起。
敝意,这两种看法,皆不可取,更不合事实。一来,当代僧人,若还要在生活费上哭穷,是不合适的,佛教七慢总要占上几样,尤其是那些有一定职务、身份,或来自名山大寺的出家人;而另一方面,俗世大众见僧就说人有钱,甚至弄出各种谣言,什么“包养”、“月薪上万”等等,也都是空穴来风,随人乱扯。事实上,人民大学学者曾在2015年搞过一个调查,出来一个长篇的《中国宗教调查报告(2015)》,里面明确给过一个数据:中国大陆的和尚,人均月收入仅为397元,远远低于城市低保。
和尚有“收入”是不假。因为生而为人,即便是你躲到深山老林了,也要有最起码的穿衣饮食起居需要,这些都需要钱财花销。中国寺庙,本身是有营收的:门票的、做法事的、信徒捐赠的,甚至还有自己开发生产的(比如茶叶、手工工艺品);而僧人自古以来也有“单资”收入,就现况来说每月100-1500不等。
有的寺庙,躲在深闺人不识,整年来烧香拜佛的都没几个,单资自然就少,或者干脆没有,需要自力更生,撑持住基本生活需要;而有的大寺名寺,不说门票了,平日做场法师都可以几千上万,反正参与者有份,做早课时衣袋被塞入个几百一千也是常事了,运气好时“月入上万”也不是诬陷。早在10年前了,那时网上购物还刚兴起,某日我到某国内数一数二的禅寺去,就发现僧寮外丢下的快递箱子多到简直要用“满坑满谷”来形容。稍后,再随一些老师到武汉某寺某法师房间喝茶摆放,就发现那房间布置、设施已经不亚于高级公寓了。这样一些僧人,你能说他们还过得很清苦吗?
更何况,随着经济起飞,有钱人越来越多,而精神迷茫的大众也日益增多,这些信徒对于供养僧人,出手往往是非常阔绰的。对于敬仰的僧人,或送钱财的、或送手机的,那是无所不有。僧人不缺钱,尤其是名寺主持不缺钱,这是一个事实,无需否认。尽管,寺庙及其僧人,每每支出的款项也非常巨大,盖庙宇、做公益、印刷免费书刊、给人提供免费食宿等等,付出的无一不是真金白银,是不缺钱又时时刻刻缺钱。
按佛教宗旨,“虔诚清净供即为福田,若心存非分所求,就如官场行贿、市井交易一般”,钱财这种考验还是很低级层面的。对于僧人来说,出家不是为了钱财,更不是图生活舒适,这些都是修心的障碍物,稍有觉悟的僧人都会洁身自好。那些大量接收到供养的主持、名僧,理论上钱财都存放在个人账户上,可都是“公共财产”,你只不过就是暂时保管而已,一般都不会拿去个人享受。
只是说,任何地方、任何群体,名副其实的“理想国”都是不存在的,即便是僧人群体也会有一些蝇营狗苟之徒钻营其间,败坏风气。历代佛门,所谓“僧人”,都会自然存在“圣贤僧”与“凡夫僧”,或曰“命道沙门”与“污道沙门”这两类出家人。前者,就是真正的出家人,是“人天师范”;而后者,你我也常常看到,他们的倩影一般都出现在法制频道就是了。
2. 大家如何评价看待李叔同的一生?
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”,一首送别道尽了人生悲欢离合,流传至今。有一个人,偶然间的一弹一奏便有了这首音乐经典,他不是别人,正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弘一法师,李叔同。
李叔同,幼名成蹊,字叔同,排列第三,又称李三郎。一个从小含着金钥匙出身,多才多艺的风流才子,为什么后来成了苦修律宗的高僧?一个曾在爱情上说“姻缘前定”的痴情男子,为什么后来绝情抛离爱妻?
李叔同的一生究竟有这怎样的传奇故事?
记得电影《一轮明月》里曾有这么一个片段,李叔同母亲死的时候,他不顾家中人反对,强烈要求将侧室的母亲的棺材从正门外抬进来,并坚持母亲的丧礼自己主持。他的这一做法在家族中眼里是大不道行为,李家长辈更是直言李家会败在他手上。
李叔同在母亲丧礼上弹唱的《梦》,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。最初外人眼中的“胡闹”成为,变成了对李叔同深深的认可与尊敬。一句“叔同,我死的时候,你能把这首歌也给我弹一遍,好吗?”足以证明一切。
正如他曾说的“母亲死后,自己如游丝飞絮,了无牵挂”,25岁的时候,他留下天津的妻儿只身一人去日本学习油画和音乐。如果说李叔同的才华是在母亲丧礼上崭露头角的话,那在日本留学期间,应该是大进步,大发展的时期。
他曾在日本创办春柳社团,宗旨是“开通民智,鼓舞精神”,把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通过戏剧抒发出来。《茶花女》在日本的演出,使春柳社名声大振。春柳社由原来的十几个人,发展到一百多人。李叔同创办的春柳社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。他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。
也是在这一时期,他遇到了自己最爱的日本妻子,他曾深情地对妻子说:“我们的姻缘是前世就定下来的”。他带妻子参加文人聚会,也带妻子泛舟游于西湖之上,他们的爱情羡煞旁人。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后,同样的西湖水上,变成了一个悲情女人求教一个佛门僧人的的对话。她问:“弘一法师,请问爱是什么;他说,爱就是慈悲。”曾经的神仙伴侣也终以李叔同出家而告终。他抛妻弃子的行为也许会被人说不负责任,但他的一句:“我是中国人,我只做中国的和尚”,并且将之付诸于行动的节操,又让人不忍指责。他是伟大的,对待人生他是认真的。
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,他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。比如在美术课上,他是第一位将西方裸体课教学引进中国的人;他最早介绍将石膏模型用法用于西话教学;他也是最早撰写《西洋乐器种类概说》的音乐才子。在任教期间,他培育出了一大批有才的人,像漫画先驱者丰子恺,著名音乐家刘质平,曾是中国美院院长的潘天寿,美学界奠基人之一的吴梦非等。
有着旷世奇才的他,在人生的第38个年头又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——断发出家。从此,一袭袈裟切断了他与世俗的联系,世间少了一位才子,佛家多了一位高僧。他自认自己罪孽深重,非酷刑不足以灭孽障。于是在有着八万四千法门的佛法中,选择了最难研修,最不受重视,对人要求最苛刻的律宗。律宗在泯灭了八百多年后,因他出现了律宗中兴。他创作的《三宝歌》《云梦》《观心》等也在佛教之中广为流传。
1942年的秋天,63岁的弘一法师沐浴更衣后,保持吉祥卧姿,念着“念佛不忘救国,救国必须念佛”,圆寂于福建泉州寺。63岁的人生,繁华似锦地登场,跌宕起伏的过往,雨落无声的悄然回归,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。
赵朴初先生曾在诗中这样评价李叔同,“深悲早现茶花女,胜愿终成苦行僧。无数奇珍供世眼,一轮明月耀天心。”纵观李叔同的一生,他出生于富贵之家,多才多艺,出家前对我国音乐、美术、戏剧、文学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,出家后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高僧之一。他的一生确实如一轮明月永远照耀着天心。
参考资料:
《弘一法师—李叔同》
《李叔同传》
3. 李叔同生平简介?
1880年(光绪六年庚辰)10月23日(农历九月二十日)辰时,李叔同生于天津河北区地藏前故居李宅。祖李锐,原籍浙江平湖,寄籍天津,经营盐业与银钱业。父李世珍,字筱楼,清同治四年进士,曾官吏部主事,后辞官承父业而为津门巨富。行列第三,幼名成蹊,学名文涛,字叔同。 李叔同幼年时就受到了佛教的熏染。据说,他降生之日,有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,大家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。后来,李叔同将这根松枝携带在身边,终生不离。他的父母都笃信佛教,他的大娘(李世珍的大姨太)郭氏也是虔诚的佛教徒,叔同跟她学会了念诵《大悲咒》《往生咒》。他的长嫂信佛,曾教他背诵佛经。叔同小时候,常在家与三弟一起学僧人作法,“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,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”。李叔同六七岁时,开始跟着年长自己12岁的兄长文熙读书,并学习日常礼仪。文熙对他督教甚严,日常功课不得马虎,应对进退也不得稍越礼仪。他小小年纪便受到如此严格的教育,无疑会使他的天性受到压抑,但对他养成严肃认真的习惯却大有好处。他日后的成就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的好习惯。1884年(光绪十年甲申)5岁在天津。8月5日,父病逝,终年72岁,叔同跟母亲在李家的处境更显尴尬。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,李叔同小时候难免有一些自卑倾向,他沉默寡言的性格,就这样形成了。1885年(光绪十一年乙酉)6岁从仲兄文熙受启蒙教育。1886年(光绪十二年丙戌)7岁从文熙学《百孝图》《返性篇》《格言联璧》及文选等。1887年(光绪十三年丁亥)李叔同8岁时,正式拜常云庄先生为师,攻读《四书》《孝经》《毛诗》《左传》《尔雅》《文选》等,同时学习书法、金石等技艺。1892年(光绪十八年壬辰)13岁读《尔雅》《说文》等,始习训诂之学。攻各朝书法,以魏书为主,书名初闻于乡。1894年(光绪二十年甲午)15岁读《左传》《汉史精华录》等。是年诵有“人生犹似西山日,富贵终如草上霜”句。而且,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,内心“反叛”的种子也开始萌芽。他对兄长从小要求他刻苦用功学习的经国济世的“正经”学问不那么热衷了,却对唱戏这种“贱业”产生了浓厚兴趣,经常去戏园子看戏,成了铁杆票友,有时还客串某个角色。他对伶人杨翠喜很是欣赏,每天晚上都去“天仙园”为她捧场,散场后,提着灯笼陪她回家。他还指导杨翠喜的唱腔和身段,使杨翠喜的艺术修为大大提高。跟杨翠喜交往,或许是他的初恋,可惜,这个女子后来被卖入官家,几经周折,又嫁作商人妇。李叔同一片痴情,化作闲愁万种。 1895年,李叔同16岁考入城西北文昌宫旁边的辅仁书院,学习制义(八股文)。和当时天津另外两处书院(三取书院、问津书院)一样,辅仁书院与官学已无多大区别,以考课为主,不再讲学。每月考课两次(初二、十六两日),一次为官课,一次为师课,分别由官方和掌教出题、阅卷、评定等级,发给奖赏银钱,以督促学业。李叔同在进入书院前,已饱读过经史诗文,学有根底,加上自幼聪慧,每次考课作文,只觉得有不尽之思绪需要写出。按照格式,文章是要一个字一个字书写在格子中的,老师发下来的纸张又是有一定限量的。叔同每感到意犹未尽,纸短文长,就在一格中改书两字交卷,博得了“李双行”的美称。他的文章常常名列前茅,获得奖银。 1896年(丙申光绪二十二年)17岁夏,出素册廿四帧,请唐敬严师为钟鼎篆隶八分书。秋,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诗词,兼习辞赋、八股。喜读唐五代诗词,尤爱读王维诗。又从津门书印名家唐静岩学篆书及治印,并与津门同辈名士交游。1897年(丁酉光绪二十三年)18岁时,李叔同奉母亲之命,娶茶商之女俞氏为妻。哥哥文熙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供叔同家用,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财富。他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,开始学习音乐和作曲。那时候,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主持维新变法,一向关心国事、憧憬未来又极厌旧制度的李叔同,对这场变革感到很兴奋,积极鼓吹新说,并刻了一方“南海康梁是吾师”的印章,以示对变法的支持。不料,“戊戌政变”后,六君子殉难,康、梁逃亡海外,这场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。外界哄传李叔同是康、梁同党,为了避祸,他带着母亲、妻子,迁居上海,在法租界租了一套房子,安住下来。由于他家在上海有钱庄,他可以凭少东家的身份任意支取生活费用,手头相当阔绰,他以富家公子身份,与沪上名流交往。十月加入“城南文社”,曾以《拟宋玉小言赋》,名列文社月会第一。1899年(己亥光绪二十五年),二十岁的李叔同迁居好友许幻园家的“城南草堂”,与袁希濂、许幻园、蔡小香、张小楼结金兰之谊,号称“天涯五友”。其后,李叔同的文人雅士日子过得风生水起,五光十色。他与画家任伯年等设立“上海书画公会”;人南洋公学就读经济特科班,与黄炎培、邵力子、谢无量等从学于蔡元培;还与歌郎、名妓等往来频繁;在上海粉墨登场,参加演出京剧《八蜡庙》《白水滩》《黄天霸》等;东渡日本留学,以“李哀”之名在东京首次参与日本名士组织“随鸥吟社”之雅集;与同学曾延年(孝谷)等组织“春柳社”;留日期间,与一日本模特产生感情,后其一同回国;35岁时加入西泠印社,与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时有往来。 1900年(庚子光绪二十六年)21岁农历九月十九日(11月10日),子李准生。是年出版《李庐诗钟》、《李庐印谱》。与画家任伯年等设立“上海书画公会”。每星期出书画报一纸,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。1901年(辛丑光绪二十七年)22岁正月,为许幼园所撰《城南草堂笔记》题跋。春,曾回天津,拟赴河南探视其兄,后因故未果,遂返沪。是年秋,入南洋公学(西安交通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前身)就读经济特科班,与黄炎培、邵力子、谢无量等同从学于蔡元培。由于校内新旧思想相争激烈,校方禁止学生阅读部分杂志、报纸,激起学生的愤怒,与校方发生了冲突,蔡元培先生站在学生一边据理力争,但无效果,于是带领学生和积极教师毅然离开南洋公学,李叔同也在离开的学生之中。1902年(壬寅光绪二十八年)23岁在各省补行庚子、辛丑恩正并科乡试,叔同先后以河南纳监应乡试,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报名应试,均未中。仍回南洋公学。1903年,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,蔡元培先生同情学生运动,自动辞职,全体学生相继退学。李叔同也退学了,不久后,与许幻园、黄炎培等人在上海成立“沪学会”,开办补习班,举行演说会,提倡婚姻自主等新思想。他创作了新戏《文野婚姻》的剧本,写了大量诗歌,还谱写了《祖国歌》等广为流传的歌曲,他的艺术才华如同天上的新月,放射出夺目的光芒。就在这一年,他的次子李准降生。两年后,他又有了三子李瑞。1903年(癸卯光绪二十九年)24岁与退学者在上海“沪学会”内增设补习科,常举行演说会。以“李广平”之名翻译《法学门径书》及《国际私法》二书由上海开明书店相继出版。1904年(甲辰光绪三十年)25岁三月,曾为“铄镂十一郎”(张士钊)传记著作《李苹香》撰序,署名“惜霜”。常与歌郎、名妓等艺事往还。在上海初次亮相,参加演出京剧《八蜡庙》《白水滩》《黄天霸》等。12月9日(农历十一月初三)子李端生。1905年(乙巳光绪三十一年)26岁3月10日,生母王氏病逝。携眷护柩回津。出版《国学唱歌集》。随后,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天津,自己东渡日本留学。行前有《金缕曲・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》。在东京为《醒狮》杂志撰写《图画修得法》与《水彩画法说略》。 1906年(丙午光绪三十二年)27岁正月,在东京编辑《音乐小杂志》。7月1日,首以“李哀”之名在东京首次参与日本名士组织“随鸥吟社”之雅集。1906年9月29日,以“李岸”之名注册,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。与同学曾延年(孝谷)等组织“春柳社”,此乃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,演出话剧《茶花女》、《黑奴吁天录》、《新蝶梦》等,李叔同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。从川上音二郎和藻泽栈二朗研究新剧演技,艺名“息霜”。是年曾回天津,有《喝火令》一词记己感慨。1907年(丁未光绪三十三年)28岁2月“春柳社”首演《茶花女》,李叔同饰茶花女一角。此为中国话剧实践第一步。7月再演《黑奴吁天录》,饰美洲绅士解尔培的夫人爱密柳同时客串男跛醉客。留日期间,因与美术模特(姓名不详)产生感情,后随同回国。1908年(戊申光绪三十四年)29岁退出春柳社,专心致力于绘画和音乐。1910年李叔同回国,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。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,1911年(辛亥清宣统三年)32岁春,创作毕业自画像。3月,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,偕日妻回国抵沪,在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图画教员。同年家道中落。 1912年(壬子民国元年)33岁春,自津返沪,在杨白民任校长的城东女学任教,授文学和音乐课。是年加入“南社”,被聘为《太平洋报》主笔,并编辑广告及文艺副刊。与柳亚子创办文美会,主编《文美杂志》。秋,《太平洋报》停刊。应经亨颐之聘赴杭州,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音乐、图画课教师。1913年(癸丑民国二年)34岁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5月,校友会发行《白阳》杂志,设计创刊号封面,全部文字亦由李叔同亲手书写石印。1914年(甲寅民国三年)35岁是年加入西泠印社,与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时有往来。课后集合友生组织“乐石社”,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。1915年(乙卯民国四年)36岁应校长江谦(易圆)之聘,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,在假日倡立金石书画组织“宁社”,借佛寺陈列古书、字画、金石。二十四年后,南京高师校长江谦大师六十周日甲诗云:“鸡鸣山下读书堂,廿载金陵梦末忘。宁社恣尝蔬笋味,当年已接佛陀光。”是年夏,曾赴日本避暑。9月回国。秋,先后作诗词《早秋》、《悲秋》、《送别》等。 1916年(丙辰民国五年)37岁因日本杂志介绍“断食”以修养身心之方法,遂生入山断食之念。冬,入杭州虎跑定慧寺,试验断食17日,有《断食日志》详记。入山前,作词曰:“一花一叶,孤芳致洁。昏波不染,成就慧业。”返校后,开始素食。时,受马一浮之熏陶,于佛教“渐有所悟”。 1918年(戊午民国七年)39岁春节期间在虎跑寺度过,并拜了悟和尚为其在家弟子,取名演音,号弘一。农历七月十三日,入虎跑定慧寺,正式出家。出家前,将所藏印章赠西泠印社,该社创始人之一叶为铭为凿龛庋藏,并有“印藏”题记:“同社李君叔同,将祝发入山,出其印章移储社中。同人用昔人‘诗龛’、‘书藏’遗意,凿壁庋藏,庶与湖山并永云尔。戊午夏叶舟识。”九月,入灵隐寺受比丘戒。十月,赴嘉兴精严寺小住。年底应马一浮之召至杭州海潮寺打七。 1919年(己未民国八年)40岁春,小住杭州艮山门外井亭庵,后移居玉泉清涟寺。夏居虎跑定慧寺,秋至灵隐寺,专事研佛。1920年(庚申民国九年)41岁春,居玉泉寺,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题词并序。称“老人之文,如日历天,普烛群品”。6月,赴浙江新登贝山闭关,研究律学。秋,离贝山赴衢州,客居莲花寺。 1921年(辛酉民国十年)42岁正月,自新登返杭州,居玉泉寺,披寻《四分律》,始览诸先师之作。春,曾在闸口凤生寺小住,丰子恺游学日本前夕曾前往话别。3月,自杭州赴温州,居庆福寺。撰《谢客启》,掩关治律。6月,所撰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初稿成。1922年(壬戌民国十一年)43岁正月初三,在家发妻(俞氏)病故于天津本宅,俗家仲兄文熙来信嘱其返津一次,因故未成行。仍居庆福寺。1923年(癸亥民国十二年)44岁2月,在上海与尤惜阴居士合撰《印造经像之功德》。赴上海途中曾在上虞白马湖、绍兴、杭州等地停留。6月,为杭州西泠印社《弥陀经》一卷刻石。9月重至衢州,居莲花寺。 1924年(甲子民国十三年)45岁4月,由莲花寺移居三藏寺。不久,取道松阳、青田抵温州。5月,至普陀山,参礼当代善知识中最膺服之印光大师,拜其为师并赞曰:“大德如印光法师者,三百年来,一人而已。” 6月,返温州整理《四分律》,8月完稿。赴杭州,因交通有阻,暂止宁波,居七塔寺。应夏�D尊之请,至上虞白马湖小住。10月返温州。1925年(乙丑民国十四年)46岁春,云游宁波七塔寺、杭州弥陀寺、定慧寺。应夏�D尊之请,至上虞白马湖小住。不久返温州庆福寺。1926年(丙寅民国十五年)47岁春,自温州至杭州,居招贤寺,从事《华严疏钞》之厘会、修补与校点。夏�D尊、丰子恺曾自沪至杭专程拜访。夏初,与弘伞法师同赴庐山,参加金光明法会。路经上海时曾与弟子丰子恺等访旧居城南草堂等处。冬初,由庐山返杭州,经上海,在丰子恺家小住,后返杭州。 1927年(丁卯民国十六年)48岁春,居杭州吴山常寂光寺。7月移居灵隐后山本来寺。秋,至上海,居江湾丰子恺家。主持丰子恺皈依三宝仪式。期间与丰子恺共同商定编《护生画集》计划。是年春,丰子恺等编《中文名歌五十曲》出版,内收李叔同在俗时歌曲13首。丰子恺在序言中说:“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,又兼备文才与乐才。据我们所知,中国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。” 1928年(戊辰民国十七年)49岁春夏之间,在温州大罗山诛茆坐禅。秋至上海,与丰子恺、李圆净具体商编《护生画集》。冬,刘质平、夏�D尊、丰子恺、经亨颐等共同集资在白马湖筑“晚晴山房”,供大师居住。1929年(己巳民国十八年)50岁正月,自南安小雪峰至厦门南普陀寺,居闽南佛学院,参与整顿学院教育。春,返温州,途经福州,在鼓山涌泉寺藏经阁发现《华严经疏论纂要》刻本,叹为稀有,发愿刊印。9月,在“晚晴山房”小住,10月重至厦门、南安,与太虚法师在小雪峰寺度岁,并合作《三宝歌》。是年2月,《护生画集》第一份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。50幅护生画皆由大师配诗并题写。大师在跋中曰:“我依画意,为白话诗;意在导俗,不尚文词。普愿众生,承斯功德;同发菩提,往生乐国。”并云:“盖以艺术作方便,人道主义为宗趣。”是年,夏�D尊将所藏大师在俗时所临各种碑帖出版,名《李息翁临古法书》(上海开明书店)。是年,仲兄李文熙卒,年62岁。 1930年(庚午民国十九年)51岁正月,自小雪峰至泉州承天寺,与性愿法师相聚。4月赴温州,后至白马湖“晚晴山房”。秋赴慈溪金仙寺,讲律两次。11月赴温州庆福寺。时人称弘一大师为孤云野鹤,弘法四方。1931年(辛未民国二十年)52岁2月,自温州过宁波,旋赴白马湖横塘镇法界寺。发愿弃舍有部律,专学南山,从此由新律家变为旧律家。9月,广洽法师函邀大师赴厦门。同月在金仙寺作“清凉歌”。岁末在镇海伏龙寺度岁。1932年(壬申民国二十一年)53岁是年在镇海龙山伏龙寺为刘质平作书法。年底,至厦门,住山边岩(即万寿岩),在妙释寺讲《人生之最后》。1933年(癸酉民国二十二年)54岁2月初曾赴厦门,旋返妙释寺。是年在妙释寺讲《改过经验谈》,在万寿岩开讲《随机羯磨》,重编�q益大师警训为《寒茄集》。在开元寺圈点《南山律钞记》,在承天寺讲《常随佛学》。1934年(甲戌民国二十三年)55岁2月,至厦门南普陀寺讲律。协助常惺院长整顿闽南佛学院。见学僧纪律松弛,认定机缘未熟,倡办佛教养正院。是年,跋《一梦漫言》,作宝华山《见月律师行脚略图》。冬移居万寿岩,讲《阿弥陀经》。又编《弥陀经义疏撷录》。 1935年(乙亥民国二十四年)56岁正月在万寿岩撰《净宗问辨》。3月,至泉州开元寺讲《一梦漫言》。5月抵净峰寺,后应泉州承天寺之请,于戒期中讲《律学要略》。1936年(丙子民国二十五年)57岁春,卧病草庵,数月方愈。5月居鼓浪屿日光岩。年末移居南普陀寺。是年,《清凉歌集》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。1937年丁丑民国二十六年)58岁年初在南普陀寺讲《随机羯磨》。2月在佛教养正院讲《南闽十年之梦影》。3月为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作会歌。5月应邀至青岛讲律,10月返厦门。岁末赴泉州草庵。1938年(戊寅民国二十七年)59岁1月31日在草庵讲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》。2月19日入泉州。3月2日讲经于承天寺。后赴梅石书院、开元寺、清尘堂及惠安、厦门等处讲经。5月4日,即厦门陷落前数日离厦门至漳州南山寺。冬初至泉州承天寺,后移居温陵养老院。 1939年(己卯民国二十八年)60岁4月入蓬壶毗峰普济寺闭门静修。著《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》等书。9月,澳门《觉音月刊》和上诲《佛学半月刊》均出版《弘一法师六秩纪念专刊》。秋末,为《续护生画集》题字并作跋。 1940年(庚辰民国二十九年)61岁春,闭关永春蓬山,谢绝一切往来,专事著述。10月,应请赴南安灵应寺弘法。1941年(辛巳民国三十年)62岁4月,离灵应寺赴晋江福林寺结夏安居,并讲《律钞宗要》,编《律钞宗要随讲别录》。冬,入泉州百原寺小住,后移居开元寺。岁末返福林寺度岁。1942年(壬午民国三十一年)63岁2月赴灵瑞山讲经。但弘一提出三约:一不迎,二不送,三不请斋。3月回泉州开元寺,后居温陵养老院。7月,在朱子“过化亭”教演出家剃度仪式。8月在开元寺讲《八大人觉经》。10月2日下午身体发热,渐示微疾。10月7日唤妙莲法师抵卧室写遗嘱。10月10日下午写“悲欣交集”4字交妙莲法师。10月13日晚7时45分呼吸急促,8时安详西逝,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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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净宗学院,出家或做和尚要不要进行审批?
前些年,各种因缘凑巧,曾混迹佛教圈多年,耳闻目睹了不少新鲜事或怪现状,甚至有一些是“内幕级”的,不妨开诚布公谈谈感想。
“僧人也喝酒吃肉、开豪车用好手机”的争议始终不断在当下,真要出家,是不难的,又是极难的。这不是卖关子,而是实情。不难的是,要求着实不高,甚至相当于没要求,网上什么“出家需要本科毕业”之类,或者有意耸动视听,或者属于外行人不经之谈,委实都没必要理会。
就现在的实际情况而言,要正式剃度出家,条件大体来讲,其实就是4项:没有犯罪记录(属于政府要求)、身体没有残缺(戒律要求,因为出家人是“人天师范”,残疾会影响形象)、年龄低于60岁左右(防止老来混吃等X)、家人同意开个证明(不能破坏家庭和谐),就可以到任何寺庙去请求出家。佛教宗旨在“大开方便之门”、“众生平等”,对于有心人不会有意为难。比如国内寺庙,你若去住上一段,会发现总有老年人、残疾人等常住,他们或许没有落发出家,但同样可以在寺修行,只不过身份是“居士”罢了。
所以,出家表面上有要求,实际上一般人都能满足。寺主若看你“有缘”,以上条件还能放宽,比如有些年轻人出家,家长是死活都不同意的,“同意书”之类往往也可以忽视——2014年前后我参与某禅文化活动,事后有4位大学生先后出家,听说其中两位就没有得到家人许可。这个难题,一般都是靠“拖”字解决的——你在寺庙呆个几年,一般家长也就死心默认了。很多和尚在这方面都是“过来人”,其实早已预知事态的发展。
寺庙,理论上是四众弟子修学的“选佛场”,出家当然也有所谓“审核”制度。一方面,和尚也是社会公民,也有户籍所在地给发的身份证,这个和我们没有差别;但另一方面,出家人与我等大众不同在,他还有一套身份证,是为“度谍”,是作为僧人的身份证件。他们正式出家时,也需要有当地佛教部门登记注册,一切都有案可寻。有朋友说,寺庙有可能成为藏污纳垢之所,比如时常看到报道有杀人犯隐姓埋名当上主持之类,其实那都是“历史遗留”问题,最近一二十年这类丑闻基本绝迹了。
“昔日杀人犯,今日净慈寺监院”的新闻为什么?不说寺庙进出也都有当地公安部门过问了,更因为拜科技发达所赐,什么人脸认证日新月异,如今有案底之人想要重施故技跑到寺庙洗白,再无可能的了。
出家之难,不是难在条件,而是难在诚心。一句话就是,不是你想出家了,跑到寺庙跪地哭求一番,就能穿上那顶袈裟的。这种戏剧性的情节,也只能在影视剧上瞧瞧热闹。
就一般程序来讲,你若诚心出家,到了寺庙之后,得当一年左右的“行者”。好听点,是《水浒传》所谓的“不落发的修行头陀”,说实际点就是打杂的。这个机制是很先进的,有点类似如今商业公司入职前的“实习”或“考察期”,兼有培训之意。反正,在这期间,全寺上下几乎所有最脏、最累、最重的活,都会随时吩咐你去干,而且几乎所有眼睛都会暗中观察你,盯着你。
行者,是整个寺庙中,身份最卑微的那个学徒。你得适应寺庙起早贪黑的作息(一般凌晨4:30分起,晚21:00熄灯);你得从早到晚干各种活,洒扫、清厕、做饭、端茶递水;晚上仅有的一点空闲,你得到处请教、模仿,快速学会各种规章制度、佛教礼仪、修行法则,使劲背诵各类经文等等,甚至还得卑躬屈膝。
“出坡”为什么,因为佛教讲“忍辱波罗蜜”,严格的僧人会故意为难你、打骂你、羞辱你,看你耐力如何、根性如何,这也是一种考验。我听说,过去虚云大师的弟子佛源和尚,在执掌广东云门寺时,往往看到“行者”就是闷头一棍,打得你鲜血直流,或者破口辱骂刺刺不休,不理解的赶紧丢盔弃甲逃回家,懂其深意的就会晓得这其实就是佛家所谓的“当头棒喝”。这些年我到任何寺庙去,所见到的“行者”,无一不是灰头土脸风尘仆仆之状。
如此,辛苦做行者一年,通过各种有形无形的考验之后,住持及常住法师等人若认为你是合格的人选,就能挑个好时辰剃度出家成为“沙弥”,算是“准和尚”了。再接受一年考察通过后,就会受派到大寺受戒成为比丘或比丘尼。给你剃度的,是你的恩师;为你授戒的,也是你的恩师。
至此,等到受戒完毕,你才算是真正出家了,是标准的和尚了。前后算起来,单单“考察期”,就是两年。这个过程其实非常不容易。
总之,你我要出家当和尚,吃不了苦是不行的,没有那份根器也是不行的。这就是“与佛无缘”。
只是说,大寺与小寺,在出家难度上会有所区别吧。寺庙也是学习场所,大寺名寺相当俗世大学的985或211,一切都相对完善,制度也严格很多,坦白说更从来都不缺人,要求自然就多点,是宁缺毋滥的态度。这既是一种考察,也是一种历练:锻炼你心性、磨炼你性格、增强你毅力,提升你智慧。
而小寺庙,同道缺乏、生活清苦、修习涣散,出家人也多不愿意去,往往全部人员只是一两位和尚,我住所附近那座古刹就是如此。他们本身就亟需人手,出家手续\程序上往往就松散很多了。我记得2015年某个夏天,陪同一位台湾年轻法师,游访江西一处名山,途径一座小寺庙,蹭吃完饭出去洗碗间隙,该主持竟然拉住我偷偷询问,能否让同行法师留下来。
而在名寺大寺,常住寺庙三四年,还没被同意剃度的,比比皆是。能出家,对有坚定信仰者来说,无疑也是人生一桩大事,是非常郑重且虔诚的。犹忆2015年暑假,我到湖北某名刹小住,隔壁一位从安徽远道而来志在出家的汉子,在此间当行者三四月了,每晚忙余都还乐此不疲地各种请教,如何穿袈裟、如何诵经文等等,那种专心致志之状也是很让人动容的。
外间对和尚总有误解,甚至心存轻视,认为都是好吃懒做闲汉,未免太隔膜了。尤其是当下佛教界,80后、90后出家者,多数都是大学毕业生,更不乏清华北大复旦出身的,委实卧虎藏龙人才济济,气象早非明清时代颓败的佛教僧人可比。他们这些人,不是在社会上“混不开”彻底佛系,也不是感情受挫之类狗血剧情所致,而是真诚发心而来。
至于说,你若非要盘根究底到底缘何“想不开”,只怕连当事人自己都说不清。人是很奇特的,一旦涉及信仰层面,往往都真的是“不可说”。佛门经典《金刚经》里,连“如来所说法”,都是“皆不可取、不可说”,夫复何言?只能说,若知因缘不言自知,若不知因缘百释不解,很唯心主义就是了。
至于出家人的“生活费和开销”问题,内外往往陷入两种极端:出家人是动辄“哭穷”,唯恐误会;而俗世中人每见和尚肥头大耳,出入小轿车人手一部iPhone,总疑心他们个个腰缠万贯礼佛不诚,乃至谤憎心起。
敝意,这两种看法,皆不可取,更不合事实。一来,当代僧人,若还要在生活费上哭穷,是不合适的,佛教七慢总要占上几样,尤其是那些有一定职务、身份,或来自名山大寺的出家人;而另一方面,俗世大众见僧就说人有钱,甚至弄出各种谣言,什么“包养”、“月薪上万”等等,也都是空穴来风,随人乱扯。事实上,人民大学学者曾在2015年搞过一个调查,出来一个长篇的《中国宗教调查报告(2015)》,里面明确给过一个数据:中国大陆的和尚,人均月收入仅为397元,远远低于城市低保。
和尚有“收入”是不假。因为生而为人,即便是你躲到深山老林了,也要有最起码的穿衣饮食起居需要,这些都需要钱财花销。中国寺庙,本身是有营收的:门票的、做法事的、信徒捐赠的,甚至还有自己开发生产的(比如茶叶、手工工艺品);而僧人自古以来也有“单资”收入,就现况来说每月100-1500不等。
有的寺庙,躲在深闺人不识,整年来烧香拜佛的都没几个,单资自然就少,或者干脆没有,需要自力更生,撑持住基本生活需要;而有的大寺名寺,不说门票了,平日做场法师都可以几千上万,反正参与者有份,做早课时衣袋被塞入个几百一千也是常事了,运气好时“月入上万”也不是诬陷。早在10年前了,那时网上购物还刚兴起,某日我到某国内数一数二的禅寺去,就发现僧寮外丢下的快递箱子多到简直要用“满坑满谷”来形容。稍后,再随一些老师到武汉某寺某法师房间喝茶摆放,就发现那房间布置、设施已经不亚于高级公寓了。这样一些僧人,你能说他们还过得很清苦吗?
更何况,随着经济起飞,有钱人越来越多,而精神迷茫的大众也日益增多,这些信徒对于供养僧人,出手往往是非常阔绰的。对于敬仰的僧人,或送钱财的、或送手机的,那是无所不有。僧人不缺钱,尤其是名寺主持不缺钱,这是一个事实,无需否认。尽管,寺庙及其僧人,每每支出的款项也非常巨大,盖庙宇、做公益、印刷免费书刊、给人提供免费食宿等等,付出的无一不是真金白银,是不缺钱又时时刻刻缺钱。
按佛教宗旨,“虔诚清净供即为福田,若心存非分所求,就如官场行贿、市井交易一般”,钱财这种考验还是很低级层面的。对于僧人来说,出家不是为了钱财,更不是图生活舒适,这些都是修心的障碍物,稍有觉悟的僧人都会洁身自好。那些大量接收到供养的主持、名僧,理论上钱财都存放在个人账户上,可都是“公共财产”,你只不过就是暂时保管而已,一般都不会拿去个人享受。
只是说,任何地方、任何群体,名副其实的“理想国”都是不存在的,即便是僧人群体也会有一些蝇营狗苟之徒钻营其间,败坏风气。历代佛门,所谓“僧人”,都会自然存在“圣贤僧”与“凡夫僧”,或曰“命道沙门”与“污道沙门”这两类出家人。前者,就是真正的出家人,是“人天师范”;而后者,你我也常常看到,他们的倩影一般都出现在法制频道就是了。
2. 大家如何评价看待李叔同的一生?
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”,一首送别道尽了人生悲欢离合,流传至今。有一个人,偶然间的一弹一奏便有了这首音乐经典,他不是别人,正是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弘一法师,李叔同。
李叔同,幼名成蹊,字叔同,排列第三,又称李三郎。一个从小含着金钥匙出身,多才多艺的风流才子,为什么后来成了苦修律宗的高僧?一个曾在爱情上说“姻缘前定”的痴情男子,为什么后来绝情抛离爱妻?
李叔同的一生究竟有这怎样的传奇故事?
记得电影《一轮明月》里曾有这么一个片段,李叔同母亲死的时候,他不顾家中人反对,强烈要求将侧室的母亲的棺材从正门外抬进来,并坚持母亲的丧礼自己主持。他的这一做法在家族中眼里是大不道行为,李家长辈更是直言李家会败在他手上。
李叔同在母亲丧礼上弹唱的《梦》,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。最初外人眼中的“胡闹”成为,变成了对李叔同深深的认可与尊敬。一句“叔同,我死的时候,你能把这首歌也给我弹一遍,好吗?”足以证明一切。
正如他曾说的“母亲死后,自己如游丝飞絮,了无牵挂”,25岁的时候,他留下天津的妻儿只身一人去日本学习油画和音乐。如果说李叔同的才华是在母亲丧礼上崭露头角的话,那在日本留学期间,应该是大进步,大发展的时期。
他曾在日本创办春柳社团,宗旨是“开通民智,鼓舞精神”,把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通过戏剧抒发出来。《茶花女》在日本的演出,使春柳社名声大振。春柳社由原来的十几个人,发展到一百多人。李叔同创办的春柳社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。他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。
也是在这一时期,他遇到了自己最爱的日本妻子,他曾深情地对妻子说:“我们的姻缘是前世就定下来的”。他带妻子参加文人聚会,也带妻子泛舟游于西湖之上,他们的爱情羡煞旁人。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后,同样的西湖水上,变成了一个悲情女人求教一个佛门僧人的的对话。她问:“弘一法师,请问爱是什么;他说,爱就是慈悲。”曾经的神仙伴侣也终以李叔同出家而告终。他抛妻弃子的行为也许会被人说不负责任,但他的一句:“我是中国人,我只做中国的和尚”,并且将之付诸于行动的节操,又让人不忍指责。他是伟大的,对待人生他是认真的。
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,他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。比如在美术课上,他是第一位将西方裸体课教学引进中国的人;他最早介绍将石膏模型用法用于西话教学;他也是最早撰写《西洋乐器种类概说》的音乐才子。在任教期间,他培育出了一大批有才的人,像漫画先驱者丰子恺,著名音乐家刘质平,曾是中国美院院长的潘天寿,美学界奠基人之一的吴梦非等。
有着旷世奇才的他,在人生的第38个年头又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——断发出家。从此,一袭袈裟切断了他与世俗的联系,世间少了一位才子,佛家多了一位高僧。他自认自己罪孽深重,非酷刑不足以灭孽障。于是在有着八万四千法门的佛法中,选择了最难研修,最不受重视,对人要求最苛刻的律宗。律宗在泯灭了八百多年后,因他出现了律宗中兴。他创作的《三宝歌》《云梦》《观心》等也在佛教之中广为流传。
1942年的秋天,63岁的弘一法师沐浴更衣后,保持吉祥卧姿,念着“念佛不忘救国,救国必须念佛”,圆寂于福建泉州寺。63岁的人生,繁华似锦地登场,跌宕起伏的过往,雨落无声的悄然回归,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。
赵朴初先生曾在诗中这样评价李叔同,“深悲早现茶花女,胜愿终成苦行僧。无数奇珍供世眼,一轮明月耀天心。”纵观李叔同的一生,他出生于富贵之家,多才多艺,出家前对我国音乐、美术、戏剧、文学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,出家后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高僧之一。他的一生确实如一轮明月永远照耀着天心。
参考资料:
《弘一法师—李叔同》
《李叔同传》
3. 李叔同生平简介?
1880年(光绪六年庚辰)10月23日(农历九月二十日)辰时,李叔同生于天津河北区地藏前故居李宅。祖李锐,原籍浙江平湖,寄籍天津,经营盐业与银钱业。父李世珍,字筱楼,清同治四年进士,曾官吏部主事,后辞官承父业而为津门巨富。行列第三,幼名成蹊,学名文涛,字叔同。 李叔同幼年时就受到了佛教的熏染。据说,他降生之日,有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,大家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。后来,李叔同将这根松枝携带在身边,终生不离。他的父母都笃信佛教,他的大娘(李世珍的大姨太)郭氏也是虔诚的佛教徒,叔同跟她学会了念诵《大悲咒》《往生咒》。他的长嫂信佛,曾教他背诵佛经。叔同小时候,常在家与三弟一起学僧人作法,“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,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”。李叔同六七岁时,开始跟着年长自己12岁的兄长文熙读书,并学习日常礼仪。文熙对他督教甚严,日常功课不得马虎,应对进退也不得稍越礼仪。他小小年纪便受到如此严格的教育,无疑会使他的天性受到压抑,但对他养成严肃认真的习惯却大有好处。他日后的成就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的好习惯。1884年(光绪十年甲申)5岁在天津。8月5日,父病逝,终年72岁,叔同跟母亲在李家的处境更显尴尬。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,李叔同小时候难免有一些自卑倾向,他沉默寡言的性格,就这样形成了。1885年(光绪十一年乙酉)6岁从仲兄文熙受启蒙教育。1886年(光绪十二年丙戌)7岁从文熙学《百孝图》《返性篇》《格言联璧》及文选等。1887年(光绪十三年丁亥)李叔同8岁时,正式拜常云庄先生为师,攻读《四书》《孝经》《毛诗》《左传》《尔雅》《文选》等,同时学习书法、金石等技艺。1892年(光绪十八年壬辰)13岁读《尔雅》《说文》等,始习训诂之学。攻各朝书法,以魏书为主,书名初闻于乡。1894年(光绪二十年甲午)15岁读《左传》《汉史精华录》等。是年诵有“人生犹似西山日,富贵终如草上霜”句。而且,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,内心“反叛”的种子也开始萌芽。他对兄长从小要求他刻苦用功学习的经国济世的“正经”学问不那么热衷了,却对唱戏这种“贱业”产生了浓厚兴趣,经常去戏园子看戏,成了铁杆票友,有时还客串某个角色。他对伶人杨翠喜很是欣赏,每天晚上都去“天仙园”为她捧场,散场后,提着灯笼陪她回家。他还指导杨翠喜的唱腔和身段,使杨翠喜的艺术修为大大提高。跟杨翠喜交往,或许是他的初恋,可惜,这个女子后来被卖入官家,几经周折,又嫁作商人妇。李叔同一片痴情,化作闲愁万种。 1895年,李叔同16岁考入城西北文昌宫旁边的辅仁书院,学习制义(八股文)。和当时天津另外两处书院(三取书院、问津书院)一样,辅仁书院与官学已无多大区别,以考课为主,不再讲学。每月考课两次(初二、十六两日),一次为官课,一次为师课,分别由官方和掌教出题、阅卷、评定等级,发给奖赏银钱,以督促学业。李叔同在进入书院前,已饱读过经史诗文,学有根底,加上自幼聪慧,每次考课作文,只觉得有不尽之思绪需要写出。按照格式,文章是要一个字一个字书写在格子中的,老师发下来的纸张又是有一定限量的。叔同每感到意犹未尽,纸短文长,就在一格中改书两字交卷,博得了“李双行”的美称。他的文章常常名列前茅,获得奖银。 1896年(丙申光绪二十二年)17岁夏,出素册廿四帧,请唐敬严师为钟鼎篆隶八分书。秋,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诗词,兼习辞赋、八股。喜读唐五代诗词,尤爱读王维诗。又从津门书印名家唐静岩学篆书及治印,并与津门同辈名士交游。1897年(丁酉光绪二十三年)18岁时,李叔同奉母亲之命,娶茶商之女俞氏为妻。哥哥文熙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供叔同家用,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财富。他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,开始学习音乐和作曲。那时候,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主持维新变法,一向关心国事、憧憬未来又极厌旧制度的李叔同,对这场变革感到很兴奋,积极鼓吹新说,并刻了一方“南海康梁是吾师”的印章,以示对变法的支持。不料,“戊戌政变”后,六君子殉难,康、梁逃亡海外,这场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。外界哄传李叔同是康、梁同党,为了避祸,他带着母亲、妻子,迁居上海,在法租界租了一套房子,安住下来。由于他家在上海有钱庄,他可以凭少东家的身份任意支取生活费用,手头相当阔绰,他以富家公子身份,与沪上名流交往。十月加入“城南文社”,曾以《拟宋玉小言赋》,名列文社月会第一。1899年(己亥光绪二十五年),二十岁的李叔同迁居好友许幻园家的“城南草堂”,与袁希濂、许幻园、蔡小香、张小楼结金兰之谊,号称“天涯五友”。其后,李叔同的文人雅士日子过得风生水起,五光十色。他与画家任伯年等设立“上海书画公会”;人南洋公学就读经济特科班,与黄炎培、邵力子、谢无量等从学于蔡元培;还与歌郎、名妓等往来频繁;在上海粉墨登场,参加演出京剧《八蜡庙》《白水滩》《黄天霸》等;东渡日本留学,以“李哀”之名在东京首次参与日本名士组织“随鸥吟社”之雅集;与同学曾延年(孝谷)等组织“春柳社”;留日期间,与一日本模特产生感情,后其一同回国;35岁时加入西泠印社,与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时有往来。 1900年(庚子光绪二十六年)21岁农历九月十九日(11月10日),子李准生。是年出版《李庐诗钟》、《李庐印谱》。与画家任伯年等设立“上海书画公会”。每星期出书画报一纸,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。1901年(辛丑光绪二十七年)22岁正月,为许幼园所撰《城南草堂笔记》题跋。春,曾回天津,拟赴河南探视其兄,后因故未果,遂返沪。是年秋,入南洋公学(西安交通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前身)就读经济特科班,与黄炎培、邵力子、谢无量等同从学于蔡元培。由于校内新旧思想相争激烈,校方禁止学生阅读部分杂志、报纸,激起学生的愤怒,与校方发生了冲突,蔡元培先生站在学生一边据理力争,但无效果,于是带领学生和积极教师毅然离开南洋公学,李叔同也在离开的学生之中。1902年(壬寅光绪二十八年)23岁在各省补行庚子、辛丑恩正并科乡试,叔同先后以河南纳监应乡试,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报名应试,均未中。仍回南洋公学。1903年,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,蔡元培先生同情学生运动,自动辞职,全体学生相继退学。李叔同也退学了,不久后,与许幻园、黄炎培等人在上海成立“沪学会”,开办补习班,举行演说会,提倡婚姻自主等新思想。他创作了新戏《文野婚姻》的剧本,写了大量诗歌,还谱写了《祖国歌》等广为流传的歌曲,他的艺术才华如同天上的新月,放射出夺目的光芒。就在这一年,他的次子李准降生。两年后,他又有了三子李瑞。1903年(癸卯光绪二十九年)24岁与退学者在上海“沪学会”内增设补习科,常举行演说会。以“李广平”之名翻译《法学门径书》及《国际私法》二书由上海开明书店相继出版。1904年(甲辰光绪三十年)25岁三月,曾为“铄镂十一郎”(张士钊)传记著作《李苹香》撰序,署名“惜霜”。常与歌郎、名妓等艺事往还。在上海初次亮相,参加演出京剧《八蜡庙》《白水滩》《黄天霸》等。12月9日(农历十一月初三)子李端生。1905年(乙巳光绪三十一年)26岁3月10日,生母王氏病逝。携眷护柩回津。出版《国学唱歌集》。随后,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天津,自己东渡日本留学。行前有《金缕曲・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》。在东京为《醒狮》杂志撰写《图画修得法》与《水彩画法说略》。 1906年(丙午光绪三十二年)27岁正月,在东京编辑《音乐小杂志》。7月1日,首以“李哀”之名在东京首次参与日本名士组织“随鸥吟社”之雅集。1906年9月29日,以“李岸”之名注册,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。与同学曾延年(孝谷)等组织“春柳社”,此乃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,演出话剧《茶花女》、《黑奴吁天录》、《新蝶梦》等,李叔同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。从川上音二郎和藻泽栈二朗研究新剧演技,艺名“息霜”。是年曾回天津,有《喝火令》一词记己感慨。1907年(丁未光绪三十三年)28岁2月“春柳社”首演《茶花女》,李叔同饰茶花女一角。此为中国话剧实践第一步。7月再演《黑奴吁天录》,饰美洲绅士解尔培的夫人爱密柳同时客串男跛醉客。留日期间,因与美术模特(姓名不详)产生感情,后随同回国。1908年(戊申光绪三十四年)29岁退出春柳社,专心致力于绘画和音乐。1910年李叔同回国,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。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,1911年(辛亥清宣统三年)32岁春,创作毕业自画像。3月,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,偕日妻回国抵沪,在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图画教员。同年家道中落。 1912年(壬子民国元年)33岁春,自津返沪,在杨白民任校长的城东女学任教,授文学和音乐课。是年加入“南社”,被聘为《太平洋报》主笔,并编辑广告及文艺副刊。与柳亚子创办文美会,主编《文美杂志》。秋,《太平洋报》停刊。应经亨颐之聘赴杭州,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音乐、图画课教师。1913年(癸丑民国二年)34岁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5月,校友会发行《白阳》杂志,设计创刊号封面,全部文字亦由李叔同亲手书写石印。1914年(甲寅民国三年)35岁是年加入西泠印社,与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时有往来。课后集合友生组织“乐石社”,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。1915年(乙卯民国四年)36岁应校长江谦(易圆)之聘,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,在假日倡立金石书画组织“宁社”,借佛寺陈列古书、字画、金石。二十四年后,南京高师校长江谦大师六十周日甲诗云:“鸡鸣山下读书堂,廿载金陵梦末忘。宁社恣尝蔬笋味,当年已接佛陀光。”是年夏,曾赴日本避暑。9月回国。秋,先后作诗词《早秋》、《悲秋》、《送别》等。 1916年(丙辰民国五年)37岁因日本杂志介绍“断食”以修养身心之方法,遂生入山断食之念。冬,入杭州虎跑定慧寺,试验断食17日,有《断食日志》详记。入山前,作词曰:“一花一叶,孤芳致洁。昏波不染,成就慧业。”返校后,开始素食。时,受马一浮之熏陶,于佛教“渐有所悟”。 1918年(戊午民国七年)39岁春节期间在虎跑寺度过,并拜了悟和尚为其在家弟子,取名演音,号弘一。农历七月十三日,入虎跑定慧寺,正式出家。出家前,将所藏印章赠西泠印社,该社创始人之一叶为铭为凿龛庋藏,并有“印藏”题记:“同社李君叔同,将祝发入山,出其印章移储社中。同人用昔人‘诗龛’、‘书藏’遗意,凿壁庋藏,庶与湖山并永云尔。戊午夏叶舟识。”九月,入灵隐寺受比丘戒。十月,赴嘉兴精严寺小住。年底应马一浮之召至杭州海潮寺打七。 1919年(己未民国八年)40岁春,小住杭州艮山门外井亭庵,后移居玉泉清涟寺。夏居虎跑定慧寺,秋至灵隐寺,专事研佛。1920年(庚申民国九年)41岁春,居玉泉寺,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题词并序。称“老人之文,如日历天,普烛群品”。6月,赴浙江新登贝山闭关,研究律学。秋,离贝山赴衢州,客居莲花寺。 1921年(辛酉民国十年)42岁正月,自新登返杭州,居玉泉寺,披寻《四分律》,始览诸先师之作。春,曾在闸口凤生寺小住,丰子恺游学日本前夕曾前往话别。3月,自杭州赴温州,居庆福寺。撰《谢客启》,掩关治律。6月,所撰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初稿成。1922年(壬戌民国十一年)43岁正月初三,在家发妻(俞氏)病故于天津本宅,俗家仲兄文熙来信嘱其返津一次,因故未成行。仍居庆福寺。1923年(癸亥民国十二年)44岁2月,在上海与尤惜阴居士合撰《印造经像之功德》。赴上海途中曾在上虞白马湖、绍兴、杭州等地停留。6月,为杭州西泠印社《弥陀经》一卷刻石。9月重至衢州,居莲花寺。 1924年(甲子民国十三年)45岁4月,由莲花寺移居三藏寺。不久,取道松阳、青田抵温州。5月,至普陀山,参礼当代善知识中最膺服之印光大师,拜其为师并赞曰:“大德如印光法师者,三百年来,一人而已。” 6月,返温州整理《四分律》,8月完稿。赴杭州,因交通有阻,暂止宁波,居七塔寺。应夏�D尊之请,至上虞白马湖小住。10月返温州。1925年(乙丑民国十四年)46岁春,云游宁波七塔寺、杭州弥陀寺、定慧寺。应夏�D尊之请,至上虞白马湖小住。不久返温州庆福寺。1926年(丙寅民国十五年)47岁春,自温州至杭州,居招贤寺,从事《华严疏钞》之厘会、修补与校点。夏�D尊、丰子恺曾自沪至杭专程拜访。夏初,与弘伞法师同赴庐山,参加金光明法会。路经上海时曾与弟子丰子恺等访旧居城南草堂等处。冬初,由庐山返杭州,经上海,在丰子恺家小住,后返杭州。 1927年(丁卯民国十六年)48岁春,居杭州吴山常寂光寺。7月移居灵隐后山本来寺。秋,至上海,居江湾丰子恺家。主持丰子恺皈依三宝仪式。期间与丰子恺共同商定编《护生画集》计划。是年春,丰子恺等编《中文名歌五十曲》出版,内收李叔同在俗时歌曲13首。丰子恺在序言中说:“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,又兼备文才与乐才。据我们所知,中国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。” 1928年(戊辰民国十七年)49岁春夏之间,在温州大罗山诛茆坐禅。秋至上海,与丰子恺、李圆净具体商编《护生画集》。冬,刘质平、夏�D尊、丰子恺、经亨颐等共同集资在白马湖筑“晚晴山房”,供大师居住。1929年(己巳民国十八年)50岁正月,自南安小雪峰至厦门南普陀寺,居闽南佛学院,参与整顿学院教育。春,返温州,途经福州,在鼓山涌泉寺藏经阁发现《华严经疏论纂要》刻本,叹为稀有,发愿刊印。9月,在“晚晴山房”小住,10月重至厦门、南安,与太虚法师在小雪峰寺度岁,并合作《三宝歌》。是年2月,《护生画集》第一份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。50幅护生画皆由大师配诗并题写。大师在跋中曰:“我依画意,为白话诗;意在导俗,不尚文词。普愿众生,承斯功德;同发菩提,往生乐国。”并云:“盖以艺术作方便,人道主义为宗趣。”是年,夏�D尊将所藏大师在俗时所临各种碑帖出版,名《李息翁临古法书》(上海开明书店)。是年,仲兄李文熙卒,年62岁。 1930年(庚午民国十九年)51岁正月,自小雪峰至泉州承天寺,与性愿法师相聚。4月赴温州,后至白马湖“晚晴山房”。秋赴慈溪金仙寺,讲律两次。11月赴温州庆福寺。时人称弘一大师为孤云野鹤,弘法四方。1931年(辛未民国二十年)52岁2月,自温州过宁波,旋赴白马湖横塘镇法界寺。发愿弃舍有部律,专学南山,从此由新律家变为旧律家。9月,广洽法师函邀大师赴厦门。同月在金仙寺作“清凉歌”。岁末在镇海伏龙寺度岁。1932年(壬申民国二十一年)53岁是年在镇海龙山伏龙寺为刘质平作书法。年底,至厦门,住山边岩(即万寿岩),在妙释寺讲《人生之最后》。1933年(癸酉民国二十二年)54岁2月初曾赴厦门,旋返妙释寺。是年在妙释寺讲《改过经验谈》,在万寿岩开讲《随机羯磨》,重编�q益大师警训为《寒茄集》。在开元寺圈点《南山律钞记》,在承天寺讲《常随佛学》。1934年(甲戌民国二十三年)55岁2月,至厦门南普陀寺讲律。协助常惺院长整顿闽南佛学院。见学僧纪律松弛,认定机缘未熟,倡办佛教养正院。是年,跋《一梦漫言》,作宝华山《见月律师行脚略图》。冬移居万寿岩,讲《阿弥陀经》。又编《弥陀经义疏撷录》。 1935年(乙亥民国二十四年)56岁正月在万寿岩撰《净宗问辨》。3月,至泉州开元寺讲《一梦漫言》。5月抵净峰寺,后应泉州承天寺之请,于戒期中讲《律学要略》。1936年(丙子民国二十五年)57岁春,卧病草庵,数月方愈。5月居鼓浪屿日光岩。年末移居南普陀寺。是年,《清凉歌集》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。1937年丁丑民国二十六年)58岁年初在南普陀寺讲《随机羯磨》。2月在佛教养正院讲《南闽十年之梦影》。3月为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作会歌。5月应邀至青岛讲律,10月返厦门。岁末赴泉州草庵。1938年(戊寅民国二十七年)59岁1月31日在草庵讲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》。2月19日入泉州。3月2日讲经于承天寺。后赴梅石书院、开元寺、清尘堂及惠安、厦门等处讲经。5月4日,即厦门陷落前数日离厦门至漳州南山寺。冬初至泉州承天寺,后移居温陵养老院。 1939年(己卯民国二十八年)60岁4月入蓬壶毗峰普济寺闭门静修。著《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》等书。9月,澳门《觉音月刊》和上诲《佛学半月刊》均出版《弘一法师六秩纪念专刊》。秋末,为《续护生画集》题字并作跋。 1940年(庚辰民国二十九年)61岁春,闭关永春蓬山,谢绝一切往来,专事著述。10月,应请赴南安灵应寺弘法。1941年(辛巳民国三十年)62岁4月,离灵应寺赴晋江福林寺结夏安居,并讲《律钞宗要》,编《律钞宗要随讲别录》。冬,入泉州百原寺小住,后移居开元寺。岁末返福林寺度岁。1942年(壬午民国三十一年)63岁2月赴灵瑞山讲经。但弘一提出三约:一不迎,二不送,三不请斋。3月回泉州开元寺,后居温陵养老院。7月,在朱子“过化亭”教演出家剃度仪式。8月在开元寺讲《八大人觉经》。10月2日下午身体发热,渐示微疾。10月7日唤妙莲法师抵卧室写遗嘱。10月10日下午写“悲欣交集”4字交妙莲法师。10月13日晚7时45分呼吸急促,8时安详西逝,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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